寻找古籍出版的当代空间———访浙江古籍出版社社长胡小罕

发布时间:2011-03-08

 
  在到浙江古籍出版社担任社长之前,胡小罕在文化系统工作。他说自己2009年3月来社里之后,一直是跟大家学着做出版,认真履行浙江出版联合集团赋于浙江古籍出版社要强化专业出版功能的责任。胡小罕最常跟员工们说的一句话就是:“做古籍出版一定要志存高远,好比一样是做泥水工,与其去砌猪圈,还不如去造时代广场。”他把出版社编辑工作的现状比作鸟儿找食。鸟飞了一年都在找食,吃饱的过程也是把自己累死的过程。“一个编辑每年做十几本普通合作书很累,但收益却不多,忙死了又没有像样的书出来,那么,在解决了基本生存问题后,还不如呕心沥血做出几部可能传之久远的典籍。”
  “浙江文丛”编纂出版就是浙江古籍出版社在这方面所做的尝试。这是一套以整理出版浙江文献为主,对浙江人物、浙江历史、浙江文化等进行全面发掘、深入研究的大型丛书,涵盖浙江精神文化各个层面。该丛书作为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十二五”期间的重点项目,充分利用集团编、印、发、供专业优势,由古籍社开展实施,计划出版500册,预计总投资5000万元。目前已经出版《王阳明全集》(新编本)、《楼钥集》、《刘伯温集》等10余册,并已于2011北京图书订货会期间推出。2011年,浙古社将以《王阳明全集》和《楼钥集》为开端,出版50-80册的“浙江文丛”。
  “做古籍不是保守的代名词,要做好需要创新思维,需要当下意识。要特别关注现代社会中对于古人经验、古人智慧、古人情怀汲取和借鉴需求。这就是古籍出版当代空间,应该悉心研究和探索,而不是和社会很隔膜地去做古籍出版。”胡小罕坦言在做“浙江文丛”这套书的过程中,浙古社有了两大改变:一是从出版主体过渡到了编纂+出版的主体。以前浙古社也出过不少好书,一般都是高校和学者把古籍整理出来后,浙古社作为出版生产商,把编纂成果转化为出版成果。这种比较被动的做法使得出版的图书零星不成系统。虽然也有好书,但是结构性、序列性不强,风格各异,成本比较高,市场认可度也受到局限。这对出版社的出版资源的积累和专业形象的建立是不利的。“浙江文丛”则是从一开始就由社里为主策划,组织出版资源,有完整的出版理念和工作机制。在出版编纂过程中,“浙江文丛”的团队也形成了开放性的工作机制,倾听社会方方面面专家学者意见建议,为出版提供好的思路和资源。二是通过浙江文丛的编纂出版,浙古社培养了一个青春版的古籍编辑团队。这些年轻编辑的思维都比较活跃,专业素养较高,也比较了解当下读者的阅读需求。
  这种做法有利于出版效率、集约化程度的提高和规模效益的形成。“还是要把我们在古籍出版方面的优势扩大,才会赢得更好的生存与发展空间。”胡小罕说,“浙江文丛”是研究浙江、了解中国的大型基础性文献,整套宜于馆藏,但我们不会做得太生硬,而是可统可分。未来“浙江文丛”还会推出一些衍生产品,他们将立体式开发“浙江文丛”的核心文献,挖掘古籍出版的空间。就胡小罕看来,目前30岁左右群体买书较多。因为在校读书时经济压力比较大,他们在工作之后一定积攒,加之有一定学术理想、文化情怀或职业需要,会购置一些基础性典籍,对他们来说迟买不如早买,因为买了可以用一辈子。所以古籍出版要打开30岁左右读者的市场,而这一层次的读者收入还不是很高。“我们会将‘浙江文丛’中最有普世价值、最核心的内容抽取出来做成平装本,定价相对低廉,满足这部分人的需求,这对于古籍的传播和传统文化的传承意义重大。因为《王阳明全集》每套720元的价格对于图书馆和学者来说压力会轻点,但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是贵的。全集的印数可能是一两千套,而平装本的印数则是5000-10000册。这也就是我说的呕心沥血做好一套典籍,然后围绕这套典籍,针对不同的需求开发不同的版本,例如小学版、青少版、公务员版、数字版等。我们可以形成这样的出版阶梯,‘浙江文丛’就是这样一个立体的项目。”
  在营销方面,胡小罕认为古籍的营销空间在于公共图书馆、研究机构、高校、学者与爱好者。如果进入了这一空间,就会产生延伸效应。像“浙江文丛”这样的大型丛书,图书馆一般会购买两三套。但读者在图书馆看到这套书,就可能会产生兴趣自己去买,这也能带来一种延伸机会。另外高校内对此类图书感兴趣的学者和学生也是散落在各个角落的,也需要通过图书馆把信息传递到他们那里。同时还要通过高校内权威的学者传递信息。因为他们有一个学术交往群体,对他们的营销也非常重要。“我们将‘浙江文丛’的出版作为契机,逐渐扩大与社会多方面的接触,建立一个完备的专业渠道网络。”
                                                         (摘自《中国图书商报》)

来源:浙江古籍出版社 浏览量:774